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希腊人采取的应对方法也很“传统”。
一名爱奥尼亚群岛的老贵族赞贝里奥斯,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:他认为,希腊文明有三个元素,也就是古典希腊元素、基督教元素和罗马元素。这三者缺一不可,共同形成了希腊文明。
这个理论,中原人估计会很熟悉。因为这其实就是“通三统而为一统”的思路。就像孔子说的,周兼于夏商二代一样,希腊也是兼于罗马、教会等前朝元素,形成既继承了过去、又有所创新的新文化。
面对当时人对于中世纪东罗马的排斥,赞贝里奥斯认为,不管喜不喜欢,都必须承认这个时代,承认将后来的希腊和古典希腊联系起来的拜占庭文明,以及其中那些不可或缺的“东方特征”。因为它们也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。
这个理论补上了之前希腊民族主义中的巨大漏洞。当然,依然有很多人坚持希腊文化纯正性,讨厌落后、外来的“东方性”。
不过,另一位历史学家帕帕里戈普洛斯随后完善了这个观点。他认为,历史本来就是连续演化的,强行分段、制造差别,并不合理。希腊国家当然也是连续演进、不断发展的,语言、宗教等等出现变化,非常正常。他更加强调语言的持续,和希腊民族的持续。
他提出,古希腊城邦其实已经落后了,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国家。亚历山大的到来,反而对希腊进行了改造。加上之后基督教的传入和君士坦丁的迁都,一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重大转型。每次转变,都适应了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使命,完成了对过去的拯救。而基督教和罗马这类外部因素,也因此离不开希腊,双方互相扶持发展,推动文明的进步。
这三次变化,被他称为希腊的“三次重生”。不但不是落后和退化,还是不断兼容并包,持续发展的标志,也是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处特色。
可惜,这些希腊历史学家可能没怎么接触过塞里斯历史,否则也不至于为难这么久……
这个理论当然也不怎么完善。别的不说,就郭康那个时代,民间舆论纠结的诸多质疑元、清正统性的问题,随便丢个出来,希腊人估计都受不住。
当然,好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这么严苛的地方了。希腊人这套理论,至少在他们那边是够用了。
可惜,这种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些说服力,现实影响却很有限。
最大的原因,依然是希腊人必须依赖欧洲人。
为此,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:选择自己名字的时候,当年的希腊文人们甚至更希望用拉丁语的“格雷西亚”,而不是希腊语里的“希腊”作为自称。而前者本来是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,大希腊地区的特指,用来代指整个希腊,其实是一种误读。
对此,他们的解释是,希腊人自己用这个词代指希腊,出现得也不晚,是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的。至于真的是亚里士多德说的,还是郭康常用的那种“亚里士多德说的”,可能亚里士多德自己都不知道……
这事儿更是搞得自相矛盾——为了正本清源,和“罗马鞑子”划清界限,回归纯正的希腊文化,这些希腊人连东罗马都不认了,造出个这么大的麻烦来。结果,在选择名称的时候,又回到罗马人的语言了。
这明显已经和罗马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,都没什么关系了,整个逻辑就是混乱的。哪怕亚里士多德自己来,也得注意下避嫌吧。
当然,混乱的原因,却并不复杂:这都是主人的愿望罢了。
为什么希腊人必须和罗马划清界线?因为欧洲人决不能接受有个罗马出来。对这件事,郭康自己可是太清楚了。
而为什么希腊人起名字却又要用罗马话?不还是因为欧洲人习惯了拉丁语和它的衍生词,用着更方便,有利于国际观瞻。
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国注定的悲哀,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希腊人自己的表现也确实不怎么样。
这个“国家”在一开始,就无法实现内部团结:它是由大批被称为“克莱夫特”的土匪组织,和一些传统贵族组成的松散联盟。土匪们不服从所有人的命令——好处是他们讨厌颐指气使的奥斯曼人,坏处则是他们同样讨厌给自己发号施令的希腊政权;
而老贵族们虽然家底厚实,有些家族甚至已经是东罗马、奥斯曼和希腊的三朝元老,但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。
更麻烦的是,这些人对希腊的忠诚程度可能还不如土匪们——他们大部分都是奥斯曼时代,为苏丹效力的上层希腊贵族“法纳尔人”。
有些家族本来在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当地头蛇,因为助纣为虐,被当地人厌恶的程度超越了奥斯曼人,只能开溜;有些则背叛了苏丹投靠俄国,又背叛沙皇逃到希腊,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热爱祖国还是仅仅又一次进行投机。
对于这些人的特点,雅典的主保圣女、圣菲洛泰进行过概述。这位为了保护被奥斯曼人掠走的妇女而殉道的贵族妇女,对同胞们的评价是“没有善恶之别,没有信仰,没有定力,寡廉鲜耻且大胆妄为,每天怨气冲天……时刻准备着从他人的不幸中捞上一把。”从事后发展看,她的评价还是挺准的。
这些人确实很早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,制定临时宪法,但这个组织完全没能弥合众人之间的矛盾。他们唯一的共识,大概就是要向外国要钱要支援。亲赴希腊参与独立战争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·芬利则直言记录说,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欺骗欧洲人给钱,却很少努力把希腊人自己组织起来。
这种努力倒不是没成果。一众西欧人真的前往希腊支援作战,而更多的人也出于各种目的,乐意筹集资金。
在伦敦,哲学家边沁等人组织了“伦敦希腊人协会”,试图借助希腊独立,进行自己的理想社会建设尝试。协会吸引了不少出手阔绰的贵族,最高的1825年,当年就向希腊投入了二百万英镑——而那一年英国陆军的军费也就680万。
拜伦倒是比边沁现实一些,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。但希腊的实际情况,甚至让这位深信怀疑主义、有严重抑郁症的诗人都大跌眼镜。凭借着能把精神病人气出院的操作,老贵族们成功把这些资金,全都浪费在了无止境的内讧和党争上,没能取得任何成果,只能向更严苛的债主借更多的钱来填窟窿。
所以这些理论的问题,其实很尴尬。几百年了依然是这个样子,让郭康很怀疑,希腊人研究这东西到底有用么……
(本章完)(www.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