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年后，噩耗传来，攻打南诏又遭惨败，七万唐军阵亡。在侥幸生还的少量军人中，并没有秦元仁、娄可江和邓普田。在此之前，曾和培和薛九儿在探望高晶晶时，得知了张克韬自残左手而没有当兵的事情，惊叹之余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些钱，赠送给母子二人。在秦元仁的家里，曾和培看着憔悴而衰老的高莹莹，好言安慰几句，又看着年幼的秦保育和秦保姗，心里颇为难过，也只能拿出钱来相助。在邓普田的家里，娄可玉抱着三岁的女儿，邢少梅抱着四岁的儿子，神色凄婉，眉头紧锁，再也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了。薛九儿走上前，将娄可玉的女儿抱在怀里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曾和培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也上前抱着邢少梅的儿子，望着其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心想，世上之人若是都能像孩童那般单纯可爱，该有多好。临别之际，曾和培也给了娄可玉和邢少梅很多钱。
皇帝只顾享乐，很少过问政务；右相忙于打仗，一味好大喜功；官员不思进取，习惯得过且过。曾和培觉得在朝中的日子越来越苦熬难捱，真正明白座主为什么会在一年多前主动致仕了。如今，沈蕙萸也离开长安，返回清为，照顾右腿已断的儿子，曾和培经常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挫折感。在所有的朝廷官员中，自己仅能和宋影庭聊上一阵；在众多城乡百姓中，让自己可以静下来说几句话的人，也只有高家姊妹和娄家女子了。朝廷连年征战，劳民伤财，给无数家庭带来了苦难。每次想到高家姊妹和娄家兄妹的悲惨遭遇，曾和培便愁容满面、心绪难解，却又无法做出任何改变。
古人曰：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”遇到忧愁难解时，曾和培同样想到了酒，时常一人在家滥饮，用以麻痹自己。薛九儿苦劝无效，偶尔也会陪曾和培饮上几杯。新忧加旧愁，白发又上头，曾和培身体每况愈下，肺部逐渐落下病根。薛九儿心疼不已，请来有名医师诊治。医师说，心病还需心药治。为了能让曾和培消除忧愁，薛九儿想了不少办法。比如，曾和培傍晚回家后，薛九儿就将白天故意画得拙劣的丹青拿出来，请他指点，博他一笑。曾和培在官场备受压抑，心情郁闷，烦恼重重，薛九儿就以“雨落枝叶随风掉，烦恼自解苦自消”、“山路崎岖终有顶，莫叹腰酸脚不停”来进行安慰。通过薛九儿体贴入微的关怀，一段时日后，曾和培心情逐渐变得有些舒畅了。
作为户部尚书，曾和培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天下的户口、田赋、仓贮等事务，并及时向朝廷提供包括军费在内的各项财政开支。由于连年对外战争，人员和物资的消耗非常惊人，无形之中给财政增添了压力，同时数万男丁被强征当兵后，战死沙场，造成大量田地荒芜，意味着需要承担赋税的课户数急剧减少，相应的赋税征收难以完成；而各郡县豪强地主趁机疯狂兼并田地，使广大失去男丁的农户更加苦不堪言。越来越多的农户失去田地后，变得无依无靠，只能被迫四处逃亡。各地方官府强行采取“摊逃”方法，企图减少农户逃亡带来的赋役损失，结果饮鸩止渴，致使逃亡农户日益增多。对“摊逃”情况，担任户部尚书前，曾和培已有所了解，现在看着亲自掌握的真实资料，仍然感到触目惊心，难以接受。
此次再征南诏失败，杨国忠仍不死心，频繁催促兵部提供兵员和户部提供开支。兵部故伎重演，派人继续抓来男丁充数，至于这么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，则是一概不予考虑。户部就不同了，面对不断萎缩的赋税收入和众多农户的逃亡，曾和培即便绞尽脑汁，也是无计可施。
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五月十一日，早朝上，杨国忠厚颜无耻地奏请唐玄宗，希望能够扩大对南诏的战争。唐玄宗沉思半晌，没有明确反对，而是征询文武百官的看法。静静等待一阵，无人作声，曾和培终于忍不住了，走出班列，上前启奏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唐军征讨南诏，损耗巨大，效果甚微，导致大唐境内课户人数剧减，赋税收入狂跌，民众怨愤陡增；长此以往，恐难支撑下去，于国于民都很不利，还望陛下三思，暂缓攻打南诏。”
唐玄宗毫不在意地说：“曾爱卿多虑了，大唐盛世多年，国力雄厚，赋税充实，课户有余，征讨一个小小的南诏，产生一些损耗，不足为奇，勿用操心。”曾和培急切地说：“陛下，民众乃一国之根基，如果遭到伤害，难免使国家出现动荡，后果定将非常严重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大唐盛世繁华之下，仍有很多民众收入微薄，不够日常开支，生活极其艰难。昨日在户部时，臣抄录了一些数据，希望能在今日朝上当众宣读，以使陛下和百官知悉，还请陛下恩准。”杨国忠不满地说：“曾尚书，陛下此时征询百官对扩大南诏战争的看法，不是和百官来听你宣读户部的数据。”唐玄宗挥了挥手，说：“无妨，就让曾和培宣读一下户部的数据，朕和百官听了，或许会得到一些启发。”
曾和培看着手中的笏，认真宣读着：“天宝十三载，大唐境内有总户口九六一九二五四户，其中不课户有四三一八二一零户，课户有五三零一零四四户；总人口有五二八八零四八八人，不课户有四五二一七六八八人，课户有七六六二八零零人；各仓存粮相加总和数是一二三七零二二一四石，平摊下来，每户每口将要分担一六点一石。各丁受田平均为三十亩，以一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，按照三十亩田共收粮三十石来计算。全家五口一年所需口粮共计二十五石九斗二升，所交租庸调、户税、地税共计七石七斗五升，三十石粮交纳租税后，还剩二十二石二斗五升粮，也就是说，还缺一个半月以上的口粮。除了吃饭外，还有生产所需的种粮、农具、肥料及生活上的衣着等其他支出。而那些受田不足三十亩的家庭，连租调也交不起，只好再租种一些地主的土地，才能勉强为生。交给地主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的一半以上。三十石粮交完租后，最多剩下十五石粮，扣除生产所需的种粮、农具、肥料及生活上的衣着等其他支出，连半年的口粮都不足。按照大唐规定，每一丁口每年需交租二石，全国每个课户要交纳八年以上的租，才能达到各仓存粮相加总和数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目前，民众的负担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；倘若朝廷再不重视，必将造成不可胜数的民众继续无休止地逃亡，对大唐而言，定是危险的预兆啊！”
唐玄宗听了，频频点头，若有所思；文武百官听了，窃窃私语，惊讶万分。可杨国忠仍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民众交纳各种赋税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举，勿需大惊小怪；口粮不足，本是懒惰所致，纯属咎由自取，又与朝廷何干？若要逃亡，朝廷自会设法解决。现在，攻打南诏是朝廷最紧迫和最重要之事，容不得有半点犹豫和耽搁，本相希望曾尚书能从大唐全局考虑，足额提供所需开支，确保唐军尽快击败南诏，全面恢复大唐威严。”曾和培坚定地说：“民众赋税过于沉重，以致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不得已才背井离乡、举家逃亡。对此种情况，朝廷不能视若无睹，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加以改变。南诏虽然反叛大唐，但是危机仅仅限于西南一隅，对整个大唐的影响微乎其微，朝廷不妨暂缓一下，认真考虑如何解决民众赋税过重和频繁逃亡的问题，方是治国根本之策。”
杨国忠恼羞成怒，说：“今日早朝讨论的是怎样扩大对南诏的战争，曾尚书却偏偏提及民众的赋税和逃亡，难道这些情况对唐军攻打南诏有帮助吗？曾尚书应该想办法多提供一些钱财支援才对。”曾和培不以为意地说：“民众赋税本来就很沉重，自身尚难温饱，朝廷若再接连发动战争，必将增加各项开支，最终还是会落在民众头上，使他们越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我等作为朝廷重臣，懂得‘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’之理，应该救民于水火啊！”杨国忠怒不可遏，大声地说：“曾尚书，你要知道，唐军攻打南诏已是既定之策，除了陛下外，谁也不能改变。”
曾和培正要回击，只听唐玄宗严肃地说：“杨爱卿，稍安勿躁。听了曾尚书刚才宣读了户部的数据后，朕深有感触，原先觉得赋税充实、课户有余，如今看来，仅是简单揣测而已。此外，朕还觉得，曾尚书所言甚有道理，‘民众乃一国之根基，如果遭到伤害，难免使国家出现动荡，后果定将非常严重。’民众赋税确实沉重，如若长此下去，大唐根基必然不稳，朕不能不有所担忧啊！因此，朕已决定，采纳曾尚书的建议，从今日起，暂缓攻打南诏。”杨国忠急了，忙说：“陛下，攻打南诏已到关键时刻，怎能暂缓……”唐玄宗抬手一挥，说：“好了，杨爱卿勿用再说了，朕的决定不容改变。诸位爱卿，可否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奏报？”文武百官一片沉默。
见状，唐玄宗对高力士说：“宣布退朝。”高力士立刻面向文武百官，大声喊道：“退——朝！”随后，唐玄宗离开御座，朝旁边侧门走去；文武百官纷纷转身走向大殿外面。
杨国忠呆愣在原处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时很少发表个人见解的曾和培，为何突然一反常态，公开抵触本人的想法，还被唐玄宗当即采纳。暂缓攻打南诏，唐军丧失了获胜机会，本人又将何时在朝中竖立威望呢？全都怪这个曾和培，今后肯定不能轻易放过此人。杨国忠用充满仇恨的眼光死死盯着渐渐远去的曾和培，心里开始酝酿报复的计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