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——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6

1713年,康熙皇帝册封班禅额尔德尼,分化西藏政教权力;1728年,雍正将后藏地方政教权力划给班禅,不受喇嘛管辖;1751年,乾隆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。

乾隆年间,六世班禅的一个兄弟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,另一个兄弟是札什伦布寺的仲巴活佛,还有一个侄女是香巴噶举桑定寺的女活佛,而八世喇嘛与六世班禅也是亲戚。乾隆皇帝察觉出这个问题,说:“佛岂有为私?”因此,清政府制定了金瓶擎签制度,“去转生一族之私”。

1815年,九世喇嘛年仅11岁就去世了,而在此前西藏各方都说他出生前后有种种“灵异”表现,因此没有进行金瓶擎签。1818年,西藏各方又说找到的灵童也很“灵异”,还要求直接认定,嘉庆皇帝大怒,说“今所报幼童,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”?认为那些“灵异”说法都是扯淡。

1904年,英军入侵西藏,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前往北京求助,而驻藏大臣、投降派有泰却向朝廷奏报说,土登嘉措“贻误兵机,擅离招地”,清政府革去了土登嘉措的十三世喇嘛名号。1910年土登嘉措在清政府错误政策压迫下逃亡印度,又一次被革去喇嘛名号。

至于清政府干涉活佛转世条件、停止犯罪活佛的转世等等事情,也有很多。从这个角度看来,不是清朝皇帝对活佛不尊崇,只不过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,如果谋私、舞弊、甚至危害到地方政治和祖国统一,皇帝是不会手软的。

按照以上分析,关于仓央嘉措的身后迷踪便可以排出一个清晰的时间表,而“阿拉善说”里一些难以琢磨的疑案也可以迎刃而解。

1682年,五世喇嘛去世,桑杰嘉措隐匿消息,并延续五世喇嘛生前的政策,继续大力支持噶尔丹。此后他秘密培养仓央嘉措、培植本土势力,希望建立一个以五世喇嘛为模版的政治格局。

1688年起,噶尔丹吞并河套地区、统治天山南北、控制青海后,以哲布尊丹巴不尊敬喇嘛为借口出兵喀尔喀蒙古,期间不听从清政府调停,兵火直接威胁到中原地区。

1690年到1697年,康熙皇帝三次征讨噶尔丹,噶尔丹自杀,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任。此时康熙得知五世喇嘛已死多年,对桑杰嘉措狠狠地训斥了一顿,却并不想过度打压,于是认可了仓央嘉措的身份,批准他坐床,以免引起西藏动荡。

1703年,拉藏汗继位,他不满自己有职无权的现状,处处与掌握实权的桑杰嘉措为难。1705年,桑杰嘉措铤而走险,兵败被杀。拉藏汗以仓央嘉措是“假”为借口,请求废黜,并立自己选定的益西嘉措(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的私生子)。

1706年,康熙派护军统领席柱、学士舒兰下旨意给拉藏汗,要他将“假”仓央嘉措押解到北京来,实际上康熙只不过是试探拉藏汗对中央政府的态度。

1706年冬,仓央嘉措被押解到青海时,和硕特蒙古“西藏派”和“青海派”将他“放行”,并以“病逝”为由上报朝廷。康熙也很满意这样的结局,为了息事宁人、不激化各方面的矛盾,所以在没有尸首、遗物等情况下,认可了这种说法,而且很明智地不予追究。

而“放行”后,也许“青海派”背地里接走了仓央嘉措,由此形成蒙文《哲布尊丹巴传》中的“营救说”,不过,这一说并不影响整个“阿拉善说”的大局。

1707年,拉藏汗未经选定就奏报朝廷,已经立益西嘉措为六世喇嘛,企图造成既定事实。但西藏地方政府和格鲁派并不承认。而为了稳住西藏局势,康熙默认了益西嘉措的身份,只不过,其金印印文为“敕赐第六世喇嘛之印”,而非“敕封”,一字之差,实际上透露出康熙的真实想法。很快,1713年,康熙册封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,实际上是削弱喇嘛的治藏权力,治权逐步收归到中央政府。

1708年,格桑嘉措出生,被格鲁派认定为仓央嘉措转世灵童。此后康熙和拉藏汗都曾派人查访,尤其拉藏汗甚至想加害他。于是,1714年前后,格桑嘉措辗转避难到青海,受到“青海派”首领罗卜藏丹津和博硕克图济农之子察罕丹津(此时为郡王)的欢迎。

1715年,“青海派”奏请清政府承认格桑嘉措“真”的身份,并且要武力护送他回拉萨。此时清政府正对准噶尔用兵,不希望青海西藏动乱,因此以武力威慑稳定局势。后来将格桑嘉措送往塔尔寺。这一举动实含良苦用心,塔尔寺是格鲁派的主要寺庙,地处西宁附近,是蒙古和西藏的交通要道,这一方面便于军队保护,另一方面便于格桑嘉措博得两族各阶层人心。

1716年,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旗,结识了阿旺多尔济一家。

1716年,康熙先后两次给格桑嘉措下旨,旨意中明确表示:“尔实系前辈喇嘛转世。”此时实际上有两个喇嘛,但清政府已经牢牢地将格桑嘉措掌握在手里,而且与“西藏派”和准噶尔部都有矛盾的“青海派”,势力逐渐壮大。

1717年,准噶尔部入侵西藏,杀掉不得人心的拉藏汗,废黜了益西嘉措。此前康熙默认益西嘉措为六世喇嘛,实属不得已为之,毕竟清政府应付不了西藏、西北两线作战,因此,一方面承认益西嘉措、稳定西藏;一方面着力培养格桑嘉措、稳定青海,只等时机成熟后一举解决。此时准噶尔先和拉藏汗火拼,省了康熙很大的力气。

1719年到1720年,康熙任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,对西藏用兵,并护送格桑嘉措入藏。此举可谓一举四得:一、拉藏汗已死,彻底清除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势力;二、驱逐了准噶尔部,显示了清政府的实力和威严,得到藏民拥戴;三、将对清政府十分忠心的格桑嘉措立为喇嘛,西藏宗教集团和地方贵族势力从此更加服膺清政府;四、在西藏地方事务上,军事上借此机会驻扎军队,政治上除旧布新,彻底清除蒙古势力在西藏的统治和蒙藏之间多年的斗争,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统治。

但“青海派”的罗卜藏丹津原以为自己会接替拉藏汗当个有实权的“藏王”,没有达成个人目的便心生不满,后来公开反叛,这简直是不识时务。此时“青海派”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,康熙驾崩前曾嘱咐雍正尽量与准噶尔部和平相处,西藏也有了清政府驻军,“青海派”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处?

至此,可以说,康熙当年牺牲仓央嘉措一人换来的十几年稳定,已经收到了成效。

1720年,康熙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“弘法觉众第六世喇嘛”。实际上康熙不是不清楚,格桑嘉措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仓央嘉措转世,他应该是第七世,只不过,此时准噶尔部还未降伏,他不能将多年前的公案点破。

1724年(雍正二年),雍正册封格桑嘉措为“西天大善自在佛掌管天下佛教知一切斡齐尔喇嘛”,既不说他是六世,也不说他是七世。而恰在这一年,他下令阿拉善旗民众迁居青海,或许,他是知道仓央嘉措当年未死的。

1724年到1745年,仓央嘉措在阿拉善和青海之间往来,据说担任了13个寺庙的堪布。1745年,仓央嘉措在阿拉善圆寂。

1756年,阿拉善当地建造南寺,仓央嘉措的肉身塔也建在这里。

1757年,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叛乱,在西藏、青海和蒙古等问题上,清政府再无后顾之忧,但当年康熙皇帝耍的政治手腕却是不能被外人知道的,因此乾隆朝有意销毁相关档案,尤其是当年护军统领席柱、学士舒兰揭露“放行”真相的奏折和康熙首鼠两端的后一道旨意,所以正史记载中只存有“病逝说”。

但他想不到,正是这一年,阿旺多尔济写成了《仓央嘉措秘传》。

1757年,格桑嘉措去世。直到此时,乾隆皇帝还是没有确定格桑嘉措是第几世喇嘛,他等的是一个时机,一个尘埃落定的时机。

1760年,乾隆皇帝感念仓央嘉措当年的悲剧性结局,给不起眼的南寺赐名广宗寺,授予镌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寺名的御笔金匾,以此肯定了仓央嘉措的贡献。

但阿旺多尔济是必须死的,于是,不久之后,阿拉善郡王罗布藏道尔吉将阿旺多尔济迫害致死。郡王敢杀活佛,只能理解为有强大的后台支持,罗布藏道尔吉此后也很快去世,恐怕是有杀人灭口的嫌疑。

1780年,乾隆御笔撰文《须弥福寿之庙碑记》,碑文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正式宣布:“黄教之兴……八转世而为今喇嘛”,虽然没有正式册封,但已经默认格桑嘉措的转世灵童强白嘉措为八世喇嘛。

1781年,清政府正式册封强白嘉措为八世喇嘛,从而理顺了历史遗留的喇嘛序位问题。这就是乾隆皇帝苦等的那个时机——变相承认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喇嘛,既不明确否定康熙的“过失”,也不一错再错地丢皇家的脸面,此时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制度完备、人心膺服,没有人愿意细究当年的老账,还给仓央嘉措历史身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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