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由校感叹道，「我怎么听着，这翰林就跟那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似得，看起来是为了前途恪守不渝，实际上就是沉没成本太高，导致再也无法退出现行决策。」
启明笑眯眯地道，「其实相较于守节的寡妇，翰林一般都更愿意用现代人所谓的‘剩女’来自比，从理论上来说，王宝钏是可以随时改嫁的，但是如果翰林们在翰林院中熬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仍然没能入阁，那就是毫无退路得亏本了。」
「当年沈一贯就是扎扎实实地熬了二十七年才入的内阁，他在翰林院当编修的时候，曾经写过一首趣诗给同年的王家屏，‘何劳赤眼望青毯，汝老编兮我老编。司业翩翩君莫羡，也曾陪点七年前’。」
「他自嘲自己是与荣禄无缘的老编修，即便升到了国子监司业，却不是令人称羡的美官，下次升官还得再等六、七年，如同一个家中嫁不掉的老闺女。」
「而国子监司业，则已然是正六品的京堂，是京城直属衙门的长官，转迁到国子监后，最终依然有可能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入内阁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对于翰林来讲，这个官职还是没能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。」
「因为如果一考上进士就立刻去地方做官，虽然起步也大概只是一个正七品的知县，但是一旦有了政绩，十几年后怎么也该当上封疆大吏，执政一方了。」
「而若是选择留在翰林院里面走从庶吉士入阁的清贵路线，那将来肉眼可见的十几年都会停滞在七品到六品这个阶段上，加上之前读书科考的时间成本，相当于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寄托在‘入阁拜相’的希望上了。」
「换位思考一下啊，宿主，如果你不是一个一出道就爆红的顶流明星，而是一个群演出身的十八线，你在演艺圈里混了将近二十年都还是半红不紫，你会试图中年转行，从另一个行业的底层重新做起吗？」
朱由校道，「既然这翰林半途而废的成本那么大，这能成功入阁的翰林，应该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阁臣之位才对，怎么还会因为党争斗成历史上那个样子呢？」
启明道，「宿主你要这样想，就是因为入阁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才导致能熬到最后的无一不是能豁得出去的狠人啊！」
「大明设计这一套入阁制度的初衷，一是为了磨砺人才，让他们熟悉国情，二呢，则是用‘入阁’作为胡萝卜，牢牢地吊住这些天之骄子，促使他们围着皇帝打转，以免他们生出动摇统治的心思。」
「但凡是寒窗苦读，通过科举一步步考上来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想建功立业、留名青史的。」
「然后这些人里面最拔尖的那一批人，放弃了用功名立刻兑换利禄的机会，转而选择在翰林院里坐冷板凳，一坐就坐二十年，这么煎熬出来的人，能是省油的灯吗？」
「倘或他们入了阁后，发现自己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展宏图，仍然有政敌在他们的仕途上当拦路虎绊脚石，他们能不用尽浑身解数去作斗争吗？」
「如果他们不斗，他们便对不起自己先前苦熬的那二十多年，所以越是到了晚明，官僚制度越是完善，内阁之中的政斗也就越是凶狠。」
朱由校回道，「说白了，就是‘内卷’嘛，资源高度集中于皇权，导致这群人精为了让皇帝高看一眼，就只能跟笼子里的蟋蟀一样斗来斗去。」
「明明是挺聪明的一群人，为了权力，竟然都活得没人样儿了，给你这么一讲，我都不忍心责怪钱龙锡在历史上跟袁崇焕一起谋杀毛文龙了。」
「王宝钏的故事，那是戏文里瞎编的，但钱龙锡是切切实实在翰林院里待了十八年，要是换我守了十八年寒窑，又突然侥幸被皇帝抽中，入阁拜相，那我为了向皇帝表忠心，恐怕会比钱龙锡做得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」
启明点头道，「没错，钱龙锡杀毛文龙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为了向崇祯皇帝表忠，魏忠贤倒台之后，阉党逆案多半由钱龙锡负责主持审理，故而阉党分子对其恨之入骨。」
「钱龙锡为了防止阉党反扑，自然要牢牢地抱紧崇祯皇帝的大腿，所以崇祯皇帝布置下去的任务，钱龙锡总是完成得相当积极。」
「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崇祯皇帝显然是不喜欢毛文龙的，因此当袁崇焕对钱龙锡提起，他的五年平辽战略，是从东江镇入手的时候，钱龙锡并没有及时提出警告。」
朱由校听罢，暗自叹了一声，再没有回应启明。
钱龙锡按部就班地带着朱由校通读完课文后，便兀自退后一步，将位置让给了另一名讲官，使其继续完成日讲流程。
明熹宗的日讲流程，是在泰昌元年时，方从哲为其亲自定制的，与隆庆六年时，张居正为明神宗所设计的日讲仪程基本一致。
总体而言，是先讲“四书”，次谈历史，最后再讲“五经”，“四书”的部分从《大学》讲起，“五经”部分则自《尚书》讲起。
这套课程当然是有讲究的，《大学》乃圣帝明王之学，《尚书》所记乃二帝三王道统之传。
帝王教育以《大学》、《尚书》开讲，是要求皇帝正君心、立纲纪，从而实现“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”的王道理想，达到“内圣外王”的终极境界。
史书的选择则相对灵活，要么是宋人江贽所编定的《资治通鉴节要》，要么是记载着大明历朝皇帝语录与祖宗家法的《皇明宝训》，要么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所主持编撰的，更适用于儿童学习的《帝鉴图说》。
不过较为讽刺的一点是，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来看，直到他穿越之前，明熹宗都未曾读遍四书五经，“四书”部分仅读了《大学》与《论语》，“五经”部分则只读了《尚书》与《诗经》。
换言之，倘或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来衡量皇帝的学问，明熹宗是绝对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鸿儒的。
但是负责讲解的那位讲官一上前，朱由校便察觉出他十分紧张，整个人的神态语气，都不禁让朱由校想起现代那些参加综艺节目的素人。
毕竟相对于“读”，“讲”的这一环节难度显然更高一些。
为皇帝讲书，有利有弊，大明日讲官因讲书而获谴的并不在少数，经筵附带为天下表率的表演性质，尚且能让讲官照本宣科，而日讲讲官进讲之时，面对的只有既定教材。
日讲讲官为皇帝讲书前，需要事先拟好讲章，但是按照规定，日讲的讲章是不能带到御前小课堂上的。
因此日讲讲官为皇帝进行讲解时，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，以及对事先拟好的讲章记忆进讲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部分日讲官能顺利完成工作，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。
至于对着皇帝侃侃而谈，像现代网络上的键盘政治家那样对着时政直抒己见，企图以此引起皇帝的注意，甚至让皇帝大加赞赏，这在日讲讲堂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因为每一回日讲的讲章都需要提前两天送内阁，待内阁审查无误后，再在日讲前一日送到御前，让皇帝过目。
朱由校能想什么时候上课就什么时候上课，主要还是因为明熹宗对日讲一事并不热心，使得讲官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拟定讲章。
实际上每回内阁审阅讲章后，都有可能提出问题，再令讲官们重修修改，这一来一回，就又要耗费一些时日。
不过内阁审查讲章，倒不是全然因为怕日讲官出言无状，还有查漏补缺的缘故在里面。
大明科举虽以四书五经取士，但由于“五经”内容太多太繁，朝廷便将“四书”作为必修，“五经”作为选修，士人举子只要在“五经”之中选一经研治即可应付科举。
而要是单纯从应试的角度来讲，《春秋》与《礼记》二经要比其他三经难得多，因为被明朝科举奉为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对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都作了注释，而对《春秋》和《礼记》却不曾注解。
偏偏明朝科举规定考生答题时，必须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，且须“代古人语气为之”，因此不少考生在治经时，都会倾向于研习本身就自带“官方答案”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与《周易》。
于是翰林诸臣在给皇帝拟定完讲章后，往往需要在科举时“专治某经”的阁臣来审阅纠偏。
譬如永乐年间，太子朱高炽所学习的讲章，就是由内阁逐一专阅的，解缙阅《尚书》，胡广阅《诗经》，金幼孜阅《春秋》，杨士奇阅《易经》。
所以内阁对于讲章修改的权力极大，其修改程度的大小全然取决于内阁大学士本人，有时候，内阁甚至可以决定弃用某一讲官所著讲章，而改用其他讲官。
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，讲官即使在讲章中附议时政，也往往是点到为止，几乎不会出现日讲官在皇帝面前肆无忌惮指桑骂槐的戏剧性场面。
而且由于日讲官讲课时，阁臣也侍立在侧，讲官一般并不愿意为修改讲章一事得罪内阁。
嘉靖朝的陆深，就曾在一次日讲过后，对明世宗明言道，“臣今日讲章经阁臣改纂，其间必自有深意。然臣愚以为，嗣后且存诸臣所见，各尽其忱。”
而当时更定陆深讲章的，是大学士桂萼，桂萼性情阴狠，好排斥异己，陆深在明世宗面前表达了对讲章修改的不满后，便被桂萼责为欺罔，使得陆深只得上疏谢罪。
后来明世宗虽然特意准许陆深的讲章可以不经内阁修改，但陆深从此便受桂萼所忌，不久之后，就被谪为了延平府同知。
到了魏忠贤权势滔天的天启六年，类似于嘉靖朝陆深式的抗议更是彻底绝了迹。
唯一敢于在讲章之外，稍稍进行即兴发挥的讲官，那就是孙承宗。
孙承宗曾在讲《尚书》中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”这一句时，于讲义外发挥了一番“九族及和睦亲藩外戚之义”。
明熹宗听罢后，还特意朝王安问道，“今日才知‘九族’，如何不先做在讲章？”
王安回答道，“这是讲官临时发明的这句书。”
明熹宗知晓后，不过一笑了之，并未追究孙承宗的逾矩行为。
毕竟只有孙承宗讲课时，明熹宗才会觉得“心开”，其余寻常讲官，是断断享受不到皇帝的这份宽容的。
此时朱由校好整以暇地望向那名讲官，将脸上的神情调整到一个“面无表情”的状态。
他知道，明熹宗听课时，便是这般得“讲自讲，终日讲而漠不关心，听者自听，终日听而学不关心”。
比起时常刁难讲官的崇祯皇帝，明熹宗非常符合现代义务教育对中小学生的课堂行为要求。
除了倾耳静听，明熹宗从来不会主动对讲官提出问题，顶多偶尔咳嗽几声，擦擦鼻子罢了。
朱由校不知道是明熹宗究竟是因为缺乏质询讲官的学问基础，还是当真对时政是毫无兴趣，不过他今日既然不想对日讲官发难，便决意萧规曹随。
毕竟一个人处在上位时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会引来底下人的猜测。
朱由校唯恐自己一旦露出多余表情，就会产生一系列他始料不及的连锁反应。
就在这时，启明又晃悠悠地蹭过来了，「宿主，这个负责给你讲解的讲官也是很了不得，不过你在现代应该没有听说过他。」
朱由校回道，「我就知道他叫韩日缵，这人在现代的确不出名，他在历史上有什么功绩吗？」
启明笑道，「功绩么，定然是有一些的，但我觉得这人对你来说最要紧的一点是，他跟袁崇焕是儿女亲家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