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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K14上睡了一觉以后，醒来已经到了廊坊。再过一会，我就在伟大北京的火车站下车，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吃了一顿麦当劳，然后拨电话到上次约好的那人这里，那人表示热情，说马上到麦当劳见我。他的马上很有水平，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，那小子才缓缓赶到，说抱歉弄错地点了。
具体的活是，一个青春偶像剧，什么都齐了，就缺个剧本，要怎么赚钱怎么写，一集给四千。当时我听到这话很诧异，一个电视剧，导演齐了，演员齐了，资金齐了，居然缺个剧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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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枪回到家乡，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都有了孩子，很受刺激。回来一直提起这事，说一个同学，一起玩大的，老枪出去那会还看见她被她妈追着打，回来一看，他妈的都做妈了。我对这事情的反应是，楼下学校里那孩子太小，不能做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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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京西单那里碰到我原来的同学，这厮原先是我初中的时候最笨的一学生，看名字就知道这还是他们家族遗传的笨，他爹本来给他取的名字叫杨伟，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阳痿是个什么东西，杨伟他爹后来觉得叫杨伟的人太多了，不方便称呼，就改了个名字。这本来是个好消息，但是问题就是，改什么不好，偏只会沿袭以往风格，走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修正主义，还以为改得很气派，叫杨大伟。
小时候和杨大伟说话，不用考虑要埋什么伏笔或者赋予话什么深刻的含义，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出去，你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还能明白，你说我爱北京最有名的一个门那就没门了。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点东西，这厮原先在我们学校对过摆一个水果摊，做生意因为老少皆欺，又没有执照，加上一次卖出去一些柿子，买的人比他聪明不了多少，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搀着一块吃，一口柿子一口螃蟹，结果吃进医院。倒霉的事情是那进医院的没有死掉，他爹是工商局一个大人物。于是第二天，杨大伟的摊子就消失不见了。后来杨大伟去了北京，我们当时班主任的意见是，杨大伟将来不饿死已经是上帝怜悯他有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了，如果杨大伟以后混出来了，我就买个柿子撞死。
然后这个当了一年班主任的老家伙第二年就死了，否则他还真的要去找柿子。
这年冬天站我面前的杨大伟，生机勃勃。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了些东西，他就说，这地方没有情调，去三里屯吧。我当初对三里屯没有什么了解，在上海因为吃河豚中毒过一次，所以想象里三里屯该是个类似海鲜市场之类的。我到图书大厦边上的小路上要打车，杨大伟说不需要了，然后拿出一个大得像鸡腿似的钥匙晃悠几下，说，我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。
我跟随他的鸡腿走到民航总局那儿，那本来是停机场巴士的，现在停着一辆白色富康。车能停到这地方，说明车主不是吃饱了撑的。我坐上杨大伟的车，在北京市游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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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杨大伟的职业我一开始很好奇，后来搞明白原来就是个做鸭的，而要鸭的女人都特别有钱，因为要鸭说明思想解放，思想解放带来的后果就两种，特穷或特富。特穷的当然不可能要鸭。至于普通的劳动妇女，对鸭这个新兴职业显然知之甚少，跟他们提鸭，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红烧了好吃。
至于杨大伟为什么较一般的鸭有钱这很好解释，因为女同志很想知道，那个叫阳大痿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妓男叫这名字也敢出来混，肯定不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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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几次我去北京，都给杨大伟打个电话，他马上给我安排好客房，因为我对外宣称我是记者还是什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什么的，杨大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都在中国作协的宾馆，并且吩咐说，到时打车回去，千万别说是去作家协会，没人认识，这片是卖家具的，你就告诉他到建材大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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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房间的钱我从没有掏过，有次我假惺惺地要掏钱给杨大伟，杨大伟一脸怒气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。杨大伟之所以如此善待我的原因是，在初中的时候，全班只有我没有嘲笑过他。事实是，那时我懒得理他。当我心怀感激地听见他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想，谁是你哥们了。